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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自我完善 ( 引用 )  

2007-10-30 08:13:40|  分类: 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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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师与时俱进 推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自我完善

 

 

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下去。——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疑问的。要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就必须科学地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走出认识误区,推动该制度通过自我完善,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发展其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内容和新形式。——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同样是毫无疑问的。

 

一、科学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

 “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民主”与“集中”不是简单拼凑在一起的两个单独的存在物,而是构成同一有机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在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二者体现的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辩证统一关系。

这种辩证统一关系,首先表现为二者各自以自己的对立面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在作为我党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中,所谓“集中”,并非集权于个人专断,而是指党的意志统一、组织统一和行动一致。若无“民主”提供多数党员智慧、意志和力量这个“因”,“集中”之“果”就不可能出现。所谓“民主”,并非人人自行其是,而是指由多数党员的智慧、意志和力量为党作“主”。若无“集中”保证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因”,“多数”就只不过是一片“谎花”而无法结出“民主”之“果”。

“民主”的达成,是实现“多数”当家作主。就是说,民主是一种用以作“主”的多数权威;而没有“集中”这一确保其权威性的手段,“民主”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集中”的达成,是将“多数”提升为权威。就是说,集中是一种要求整合并体现多数意志的力量;而没有“民主”这一确保其“多数”性质的手段,“集中”的目就不可能实现。——显然,民主和集中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为目的手段的相互依存关系。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又表现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在作为我党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不仅要保障所有的党员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意志,而且首先要确保形成用来作主的“多数”权威,即形成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服从的多数意志;不把众说纷纭的个人意见、意志转化为靠“集中”来加以保障的权威性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也不仅仅是强有力的权威,而且首先是整合和体现多数意志的权威;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服从的权威若不是来自于“多数”意志,就不会有真正的集中。——显然,民主和集中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双向渗透、彼此容涵的相互转化关系。

在科学的“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都不是孤立的。不依存于集中、不向集中转化的所谓“民主”,最终只能导致无从作主、无“主”可“作”的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不依存于民主、不向民主转化的所谓“集中”,最终只能导致由个人或少数人作主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这种所谓的“民主”和“集中”,统统不是“民主集中制”的有机环节,统统应当被党的根本组织制度、领导制度所排除。割裂“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将二者的对立绝对化为此长彼消、彼强此弱的“零和关系”,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若施之于实践,其结果则必然是失败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个人或少数人独断专行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与无从作主、无“主”可“作”的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互为因果、相互惩罚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记取!

民主和集中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为目的手段;民主和集中相互转化,双向渗透、彼此容涵。由“民主”规定“集中”的“多数原则”性质,以杜绝个人或少数人的集权专断;由“集中”将“民主”提升为权威并确保其得以实行,以排除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

 

二、走出导致民主集中制“形态扭曲”的认识误区

要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摆脱“民主集中制”扭曲形态的桎梏,在科学意义上推动民主集中制自我更新、不断完善,我们就必须走出以下两大认识误区。

一个误区,是关于“民主”的认识误区。它主要包括:

1.误把“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等同于坐而论道式的“清谈”。这种认识的失足,就在于它抛开了民主的基本功能——作“主”,用“民议”取代“民主”,以“自由论坛”的散漫形式取消了保证多数作主的严密制度和权威力量。

2.误把“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等同于以个人为本位的,摆脱一切义务、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主义。这种认识的失足,就在于它只要求拥有民主权利,而拒绝承担与此种权利连接在一起的义务。事实上,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因为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权威性力量的保障;民主的实现,要求所有享有这一民主的人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循其不容破坏的规则。抛开了遵守制度、服从权威等相应的义务,人们就不可能享有民主的权利。

3.误把“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等同于以小团体为本位的,取消党组织的统一性,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的分散主义。这种认识的失足,在于它以“团体”这个小主体取代了“党”这个大主体,从根本上违背了“多数原则”亦即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法则。民主所要求的“多数”,不是以社会某层面、某局部成员为基数,而是以享有该民主的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为基数的;以某层面、某局部成员中的“多数”,对抗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多数”,决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4.误把“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等同于否定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服从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认识的失足,就在于它根本不曾意识到,真正的民主,本身就是以制度和权威为保障的,本身就是一种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和必须服从的权威;而是把民主错误地认作了一种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状态。在制度崩溃、权威缺失的情况下,一盘散沙式的为所欲为,不仅不可能实现民主法则,而且必然为专制大行其道扫清社会障碍。“文革”时期,“大民主”导致无政府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并行的事实,便是眼前的殷鉴。

另一个误区,是关于“集中”的认识误区。它主要包括:

1.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等同于“众人可议论,专断由长官”的个人集权。这种认识的失足有两点,一是将“民主”和“集中”视为在历时性过程中前后出现的两个阶段,而不是将二者视为相互生成、相互保障的同一过程的两个共时性的侧面;一是误把“集中”认作领导者个人最终对各种意见、意志进行取弃的独断权,而不是将“集中”正确地理解为赋予多数意见、意志以应有的权威性。事实上,党员的民主权利,决不止于党员在党内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它首先指的是党员享有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给党定向,确定党的话动形式、任务和内容的权利,对各级组织的领导者进行选举、监督、批评和罢免的权利等等。因此,在形成全党权威意志的过程中,“集中”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将多数意见、意志提升为党组织的权威意志,而不是要求多数人将参与形成党组织权威意志的权利,让渡给领导层或领导者个人。

2.误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等同于自上而下、自圆心而圆周的“单向操控”权。这种认识的失足,就在于它以唯上、唯官的权力崇拜,取代了党的权力主体即全体党员的民主权利,误把“集中”视为与官阶等级联系为一体的特权。事实上,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之外,在党组织内的各层面、各成员之间,不存在什么不可逆性的“单向操控”关系;无论上级组织还是下级组织、无论书记还是委员、无论主要领导者还是一般领导者或普通党员,在由“多数”形成的全党权威意志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把“集中”视为一种控制力量,那么它决不是只用于纵向上上级对下级,横向上书记对委员、委员对群众的单向操控,而应当是被用来确保上与下、圆心与圆周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双向互控。倘若“集中”不能够有效地消除凌驾于多数权威之上的少数特权,那么,它早晚会蜕变为专制的工具。

3.误把“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等同于要求意志依附式的“等级服从”。这种认识的失足,在于它无视与“服从”相联系的前提条件,把“四个服从”从“民主集中制”这个大系统中剥离出来并加以绝对化;以等级间“下”对“上”无条件的服从取代全党对“多数权威”的服从,从而剥夺了被要求服从一方运用正当手段对施令一方进行反制的民主权利。

“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准则,它内在地要求:①充分保障党员个人的民主权利,尤其要保障党员个人在与组织意见不一致时的发言权。②无论是党员群众还是党内领导者,任何党员个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服从党的组织。③确保“组织意志”只能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代表了该级组织“多数”的权威意志,而不是该级组织内领导者个人的意志;任何个人,无论其在党内担任何种领导职务,都不得冒用“组织”名义,要求其所领导组织内的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其个人意志。——只有把“个人服从组织”与上述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才能科学地把握这一准则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

 “少数服从多数”,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准则,它内在地要求:①充分保障少数党员的民主权利。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民主仅能实现“多数原则”,而并不必然实现“真理原则”。为了尽量避免“多数原则”与“真理原则”的冲突,“少数”的民主权利不容剥夺。“少数”意见被否决后,仍要保护“少数”的发言权。②任何领导班子,当其意志在其领导的组织成员中居于“少数”地位时,必须服从组织成员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多数”权威意志。③无论是书记还是委员,任何领导者个人,当其意志在其所处领导班子成员中居于“少数”地位时,必须服从领导班子成员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多数”权威意志。④组织意志要确保其“多数”性的真实,即:这一“多数”确实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该级组织多数成员的意志,而不是该级组织内领导班子的“班子意志”或“书记意志”;任何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都不得冒用“多数”名义,要求其所领导的党员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其“班子意志”或“书记意志”。——只有把“少数服从多数”与上述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才能科学地把握这一准则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

“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准则,它内在地要求:①充分保障下级组织的民主权利;尤其要保护下级组织在与上级组织意见不一致时的发言权。②确保上级组织意志真正体现“多数原则”;任何上级组织,当其意志在其领导的所有组织成员中居于“少数”地位时,必须服从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多数”权威意志。③任何上级组织中的领导者个人,都不得冒用“上级组织”名义,要求其所领导的下级组织无条件地服从其个人意志。④有效防止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与一般负责人间“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蜕退为“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只有把“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与上述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才能科学地把握这一准则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

 “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准则,它内在地要求:①充分保障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民主权利;尤其要保护下级组织、党员群众在与中央意见不一致时的发言权。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的产生、议事决策的程序等方面,必须能够确保大会真正将全体党员的多数意志提升为党的权威意志。③确保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意志真正体现全党的多数意志:当其意志在全党中居于“少数”地位时,必须服从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多数”权威意志。④任何中央领导者个人,都不得冒用“中央委员会”名义,要求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其个人意志。——只有把“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与上述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才能科学地把握这一准则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

 

三、正视党内生活在执行“民主集中制”上的两个“不够”

以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为标准,审视党内生活,就会发现,我们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当前,从大的方面看,“民主不够”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权力过度集中。纵向上权力过度集中于“上级”、横向上权力过度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架构,已成为妨碍民主集中制实行、妨碍党内民主能量发挥,导致一些权力执行者无视多数权威、唯“上”是听,摆脱集体、个人专断,规避监督、弄权寻租的体制性原因之一。在多数意志与领导意志发生冲突时,缺少“反制力”的前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党内运用民主力量杜绝个别人假“集中”之名行专断之实的机制,尚不健全。

2.民主权利对公共权力的限制疲软,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与民主集中制基本精神的要求尚存在差距。在意见、意志、利益方面与领导班子、领导成员发生冲突时,党员的民主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面对权力操控,党员选举权、监督权、质询权、罢免权的行使,往往流于形式;由于门坎高、渠道窄和缺少刚性保护,党员在行使对上级领导尤其是“顶头上司”的批评、揭发、检举权时,即使付出了沉重的长期个人代价,“正义”也未必能得到及时的申张。

3.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不高,领导班子“替”多数党员、主要负责人“替”领导班子作主的情况,时有发生;决策的民主程序常常衍化为“走过场”,集体智慧进入决策的渠道不够顺畅,党员意见即使是事实上的多数,也难以改变领导班子、领导个人预先准备好的决定;邓小平同志批评过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1],仍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党的各级组织中。

4.民主监督尤其是一般党员对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的监督,因缺乏充分必要的条件,和对被监督者实施监控应有的反制力,尚未形成党内强势监督主体。“上”对“下”的透明度不高,党员的知情权,“上”、“下”级差愈大就愈难以实现,故“领导者级别愈高,因其直接、间接领导的党员群众越多,便越会在更大范围内受到更多党员监督”的论断,往往只存在于逻辑推理之中而与现实生活实际形成明显反差。除知情权难以充分实现外,加之参与监督的“准入点”不足,缺少受体制保障的监督主体、监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途径和监督手段,所以广大党员还难以“强势监督主体”的身份,发挥其民主监督的群体伟力。

当前,从大的方面看,“集中不够”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一些组织的领导班子放弃经由整合体现多数意志的集中权,放任组织内纪律涣散、制度松弛、认识混乱、步调松垮,放任极端民主化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一些党员打着“民主”的旗号,只要权利,不讲义务;只闹个性独立,不讲党性原则;只求行动自由,不讲服从组织权威。对不符合个人意愿的党的决议和组织决定,或公然对抗或消极抵制,行动上自由散漫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言论上违反党规党纪,公开散布与组织决定相反的观点,严重损害党组织及其领导层、领导者的领导威信。

2.一些组织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在决策过程中,领导者以“集体领导”为借口,推卸自己的决断职责,面对各种应由本级组织解决的问题,或则优柔寡断,议而不决,或则犹豫徘徊,决而不行。在实施组织决定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或则置身事外,推诿责任,请示汇报,收转文件,相互“踢皮球”;或则文山会海,层层照本宣科,以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取代强有力的具体领导行为。

3.一些组织热衷于搞“山头”主义,把集团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面对上级组织交给的任务,讲条件、要代价,争实惠、推责任,置大局于不顾;一些组织内不仅未能形成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合力,而且长期存在无原则的派别争斗,相互拆台,相互扯皮,离心离德,制造内耗。

4.无视党的统一领导,以自己所在组织的“小集中”取代上级组织直至党中央的“大集中”,搞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各自为政,割据称王,将自己领导的一级组织“诸侯化”。以是否合乎自己“胃口”为标准,随意取舍中央政令,对上级组织的决定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甚至另起炉灶,自行其是。

上述两种“不够”,在党内生活中同时并存的情况,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民主与集中互为因果、互为前提的统一关系。要进一步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就要同时抓好党内的民主建设和集中建设。但是,鉴于如下原因,在努力避免偏兴偏废顾此失彼倾向,努力把两头都抓好的前提下,我们还须抓住现阶段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点,大力消除庸俗“集中制”的影响,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在我党历史上,“家长制”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为时最长、为害最烈。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家长制”的存在,“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话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2〕,以至成为酿成“文革”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经验表明,在缺少对资本主义反封建积极成果进行有效扬弃的社会基础上,我党要抵制封建主义影响,建立起科学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就必须高扬党内民主的旗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六大报告郑重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

现阶段,把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作为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点,也是完成党的时代任务——领导当代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客观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地下”斗争、军事斗争的特殊要求,由于党员成份相对单纯、利益相对一致,由于具有政治、军事、组织等领导才能的人在党内属于“稀缺资源”,所以,为了在残酷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我党实行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以便于迅速集中统一。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行这一体制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领导经济建设已成为我们这个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党员成份及其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党员政治素养不断提高,具有管理能力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某类特殊问题才能的党员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比过去复杂得多的时代任务,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以完善民主集中制,使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与确保实现“领导”的客观规律更加相符,与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要求更加一致,其合理性当然更是不言而喻的。

 

四、与时俱进,不断推动“民主集中制”的自我完善

我们之所以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并不取决于它是由哪一位革命导师首创的,也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历史上的确发挥过重要的保障作用,而在于该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我党完成自身时代使命最有效、最积极、最具保障作用的制度。

坚持这一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不断推动该制度在与时俱进中走向自我完善。

首先,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消除党内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端。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指出,“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以至“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权力过分集中,妨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3]解决邓小平指出的这些问题,其总思路有两条:第一条是改革现行党内权力运行机制,通过必要的权力分解,以权制权,确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第二条是调整现行党内权力架构,通过确保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确保全体党员以主体身份,经民主程序获得对属于全党的党内公权的支配权、控制权,确保党的各级委员会中一般委员经民主程序获得阻止“一把手”独断专行的能量等,锻造出能够运用民主权利对公共权力进行“反制”的强势主体。

其次,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加强党内法制建设,以保障民主力量的充分实现和民主权威的不容损害。在科学意义的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应成为多数权威,“集中”则应是多数意志的实现。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民主”对其权威力量的行使、“集中”对多数意志的实现,都是间接的,都是以具体的权力执行层、具体的权力执行者为中介进行的,因此,倘若不对民主与集中相互转化的“中介”加以控制,权力就有可能摆脱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而又冒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充当实现权力执行层和权力执行者少数意志甚或个人意志的工具,而“多数”意志却难以运用民主手段对此进行阻止。解决这一问题的总思路也有两条:第一条是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能够转化为可充分监控各级权力执行层,并能够对其违规运用权力行为进行有效反制的权威性力量,在党内生活中形成并保持一种“上”与“下”、“圆心”与“圆周”间双向互控的态势;第二条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从党员民主权利落实的充分、参与党务管理渠道的顺畅、遏制滥用公权手段的刚性化等方面,予以强有力的保障,使党内“多数”能够始终以权力主体的身份,依法对各级权力执行者进行充分监控,并能够始终拥有依法对权力执行者进行选择、任免、奖惩、考评、监督、纠错的主动权和强势力量。

在党中央统一部署统一领导下,依靠全体党员进行的,以推动民主集中制自我完善为旨归的党内政治体制改革,除须在政治上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外,还须在改革过程中遵循如下原则:

1.渐进性量变积累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自我完善是一个过程,其各阶段目标的制定,都需充分考虑其历史前提和现实出发点,不滞后不超前,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一切改革举措都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由易入难,试点先行,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要立足于我国国情,继承和发扬我党在组织、领导制度方面的优良传统,并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中外一切积极政治文明成果,经改造转换其社会形态后为我所用;要坚持“以建设为主”,充分利用原有形式并逐步完善之,不轻言抛弃传统,不轻易另起锅灶。要谨慎设计和实施改革方案,力保新旧体制间的平稳衔接,避免出现体制转轨期的“空档”,避免造成影响政治局面稳定的“拐点”震荡。

2.多样统一、系统优化原则。一方面,党内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没相协调,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从“改革、发展、稳定”这一大局,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个大系统的内在统一;另一方面,作为多样统一的系统工程,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建设,既要从角度、规模等方面,注重保障各层面各要素的多样性和齐备性;又要在优化结构方面,着力保障各层面各要素间以及各层面各要素与系统间的有机性、整合性、自洽性和协同性。

3.注重实效原则。党内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要加强其在党内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加强其解决突出问题的现实针对性。衡量改革方案成败的最高标准,是方案实施后对推动民主集中制自我完善的实际效果;一切改革方案,应既可以操作又便于操作,既能行得通又不在改革代价上“超支”。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起广大党员群众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集中起基层组织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将这些产生于实践并经由实践检验,被证明为确实合理有效的体制、机制、措施和方法,作为党内生活的“常规”、“常态”,以党内法规和制度的权威形式肯定下来。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9-330.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9,331.

 

                                                                        (本文2005年已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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